Photo credits：張基義
葡萄牙建築師Eduardo Souto de Moura (愛德華．索托．德．莫拉) 於2011年甫榮獲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建築獎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他是繼1992年首位葡萄牙得主Alvaro Siza (阿爾巴羅．西薩) 之後第二位獲獎的葡萄牙建築師，先後得獎的兩人不僅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同時也是「地域建築」 (Regionalism Architecture) 的擁護者。相對於現下時興的明星建築師潮流以及橫跨全球的名氣建案，Souto de Moura 與其師 Siza 這兩位低調的建築師，以強調人文歷史、地景環境與建築共構、以及高工藝的建築手法，使葡萄牙建築在現代主義的構築脈絡中，保留在地自然肌理的建築語彙。而這股聚焦「地景環境」的廣義地域主義思維，讓葡萄牙建築跳脫傳統地域主義所追求的「符號象徵」與「形式複製」，為現代建築挹注一股進步與解放的思想，亦在歐洲建築環境中形塑一種清新洗練的建築景象。
 | 波．諾瓦餐廳建築量體建構於海蝕多變峽灣的岩盤上。 |  | | 聖瑪利教堂白色幾何牆面與花崗岩寬闊的階梯與平台。 |
現今的葡萄牙建築大多受國寶級建築師 Siza 的影響至深，換言之，葡萄牙建築可說是以Siza為一代宗師。他的建築作品根植於葡萄牙當地豐富的地形結構上，並對在地材料與穿透性的光影有著高度敏感。Siza 的作品特色不乏表現幾何留白、光影變化的掌控，以及對自然與城鄉風貌的絕對尊重，他採用葡萄牙建築常用的花崗岩，以簡潔的形體把時代精神與歷史環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適切地彰顯建築與環境和諧之美，加上他早期作品多為國民住宅、美術館、圖書館與教堂等公共建築，因此兼具公共性也成為其建築的一大特色。
從 Siza 早期在故鄉波爾圖 (Porto) 的幾個代表作品中，可體現他對地域建築語彙的尊重。例如1963年設計的波諾瓦餐廳 (Boa Nova Tea House and Restaurant) 與1966年完成的海濱游泳池 (Ocean Swimming Pool)，便是兩件與地景共生的精采作品。波諾瓦餐廳構築於海蝕多變的峽灣岩盤上，藉由順應基地錯落的幾何與高差，Siza 將建築量體鑲嵌於峽灣中，使室內外與海灣景緻連成一氣，宛若自然地表的延伸。而建於1997年的聖瑪利亞教堂 (Church of Marco de Canavezes) 則表現Siza 慣用簡單素材搭配白色牆面的詩性設計，藉由純粹的白色地景創造出震撼尺度的幾何空間，其空間的輕與重、人造與自然、光與影的對話，被 Siza 巧妙處理到一種極致的臨界張力。
這種以在地環境作為設計靈感的建築概念是地域性建築的一大特色，但 Siza 的地域建築與傳統的地域主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傳統地域主義選擇以情感與記憶相關的地方元素，藉由符號及象徵的手法體現在當代建築上；然而，Siza 的地域建築不淪於情感的形式抒發，而是從天然地景與光線變化的特殊性，構築地域主義的在地價值，其作品調和了在地自然地貌與現代主義一貫的建築秩序。換言之，Siza 的地域建築是一種「現代性地域主義」(Modern Regionalism) 的建築概念，此概念有別於傳統地域主義主張以形式、材料與圖騰等手法表現地方元素，並反對圖像複製的裝飾文化，而是走向廣義的地域主義，也就是立基於環境、氣候與人文的建築語法，為現代建築與地域主義走出再詮釋的構築路徑。
對 Siza 而言，地域性建築的重點不在於風格的演繹與呈現，而是如何從地景中學習、並尊重在地環境的自然肌理，其如此謙虛質樸的態度，在他所設計的建築量體上，也展現其一貫追求的極簡素樸與幾何造型。無獨有偶，師承Siza 的Souto de Moura 也是地域型的建築特色，但他更青出於藍，以講究細節、擅於運用石材、並強調新舊共構的建築特色，表現出比 Siza更具工藝性且低限精緻的設計風格。Souto de Moura 建築作品所展現出的強烈對比，不僅僅承襲Siza兼具當代建築精神與傳統建築特色的相對性，其強而有力又質樸典雅、氣勢磅礡又精微細膩的建築語彙，更讓今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的評審們，為 Souto de Moura 其作品看似矛盾卻又同時融和的兼容特色所青睞。
 | 足球場建築結構設計成薄版懸挑與活動鋼索的延展頂棚。 |
例如建於2003年、由布拉加 (Braga) 城市廢棄礦坑改建的布拉加市立足球場 (Braga Municipal Stadium)，便是評審們大力讚許的佳作。 Souto de Moura 先將足球場旁的花崗岩壁炸開，並將石塊碾壓製成建材，堆疊成30公尺高的擬自然岩壁作邊坡，並將建築結構設計成薄版懸挑與活動鋼索的延展頂棚，透過大地工程的尺度以及工業設計的精準對比下，完成這件驚豔的建築量體。Souto de Moura認為「好建築在於自然與人造能和諧共存」，而這股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構築理念，也反應他擅於巧妙改造地基以適應環境、不著痕跡的人工改造，以及營造建築與自然對話的設計場域。Souto de Moura 另一個將修道院重建為精緻度假飯店 Pousada de Amares 的作品，則是舊建築再利用的成功典範。他放棄仿造舊建築「以舊修舊」的概念，而是藉由新材料與建築秩序，植入與修補的手法與舊建築共構，將大至結構、小至門窗之處，以非常細緻的當代金屬材料及建築細部，以及粗獷厚重的石材對比，創造出時間、輕重、疏密、紋理、光影等更細緻的設計語彙。
 | 修道院重建飯店 Pousada de Amares 餐廳一景。 |
沒有複雜的理論、多元的材料與時尚造型，葡萄牙建築空間的震撼性源自建築概念的回歸，並紮實地從材料、細部與環境中探討及追求建築的本質。不論是身為葡萄牙建築一代宗師的 Siza，還是承先啓後的 Souto de Moura，這兩位建築師的貢獻不僅僅是透過地域性建築，讓葡萄牙建築在國際上獲得獎項、關注與認同，更讓世人得以看見葡萄牙建築清新洗練、不花俏且風格一貫的建築堅持。若以此反觀台灣現下的建築環境，或許是該冷靜下來，仔細思考葡萄牙建築聚焦於建築本質的態度，並從地域性建築的共同語言與脈絡中，找出一個參考與借鏡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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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s：Dan Soderberg
 | 淡水快速道路行經範圍。 Photo credit：Ours |
在台灣，因不到五公里長就可避過環評的淡水快速道路只能減少五分鐘的塞車，卻對竹圍的居住品質以及北海岸紅樹林生態與水岸景觀帶來極大威脅。而近期，加州聖地牙哥市政府為解決巴爾波亞博物館區 (Balba Park) 附近的交通問題，計畫在博物館區上方蓋高架橋，此舉不但要砍樹還會破壞歷史建築景觀。針對行車的都市規劃對大眾生活空間的肆虐破壞，現代人生活在這樣的「汽車都市」儼然是一場噩夢，不論是人們對都市空間的視覺化所導致的空間邏輯破碎，還是個人與都市環境間的親密關係產生斷裂，都市化所帶來的種種個人經驗與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改變，或許是當今政府在面對都市空間規畫與道路興建時，須再三思考的課題。
重蹈覆轍是歷史的法則
1950年代英國各政黨的政見，皆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為目標，這樣的結果是英國的都市空間由運輸部主導，發展的概念以汽車的行駛為主，都市裡的居住議題及歷史遺產的保護皆退到背景去。1960年代，倫敦用以解決交通堵塞的問題的 Westway (聯接 Paddington和North Kensington)，在不顧反對聲浪的情況下硬幹，卻造成反對者日後更加積極反抗北倫敦 Archway Road 的拓寬工程，只因此工程將切斷當地的歷史街區與古老社區，而這樣的對抗在各種主題公聽會的舉辦與民間力量的集結下，終於在二十年後撤案。
造橋鋪路從來都不只是專業土木工程的議題，其始終都有政治力的介入，也不是台灣才有的現象。跨越泰晤士河的東倫敦橋 (Thames Gateway Bridge) 從1970年代開始，市長都幾經輪替，仍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定案，相形之下，反對築橋的團體對環境衝擊的考量反而顯得無關緊要。保守黨執政期間對經濟發展的嚴重傾斜，以及將和平的反對運動入罪，迫使反對人士甚至得在各級法庭上與政府攻防，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也比比皆是。
在美國，包括舊金山、洛杉磯、紐約、費城、西雅圖、聖地牙哥、華盛頓特區紐與奧爾良等都市，都經歷過反對興建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或分流高架橋的經驗，類似的反對運動已成為傳統，並成為美國環保文化對抗不當開發的重要資產。曾經由紐約市政府在1941年提出的下曼哈頓快速道路 (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 銜接78號州際公路與荷蘭隧道 (Hollan Tunnel)，跨越哈德森河卻劃過蘇活區的格林威治村與當時頹敗的下東城(Lower East Side)，此提案幾乎徹底摧毀中國城與義大利區。反對這個計劃的除受害居民外，還包括珍‧雅各 (Jane Jacob)，他們除了參加每一場公聽會，也多次遊行抗議，在二十年的奮鬥後，紐約市議會終於在1962年投票否決此案。
視覺化使空間破碎
珍‧雅各所對抗的粗暴現代化在世界各地上演，1968年，反對在巴黎左岸興建高架快速道路的團體與學運結合，加速都市化社會的危機反思，也促成列斐弗爾 (Henri Lefebvre) 完成《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1970) 一書。此書中，列斐弗爾指出都市化不但是資本主義生存之道，也是階級鬥爭的焦點，六八學運與其說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如說是都市化社會的危機。列斐弗爾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 中認為，時間的消失與空間的視覺化使得空間邏輯破碎，這樣的觀點多少受到列斐弗爾與情境主義者 (situationist) 蓋‧迪柏德 (Guy Debord) 的甚多交流所影響。在迪柏德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 一書中，其指出意象/形象/影像 (image) 與再現 (representation) 在當代社會關係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為了強化展示性的戲劇效果，時間與歷史因素消失，或被虛假的節奏所取代，也因為失去語言、觀念等與過去銜接的媒介，個人的經驗與生活因而完全斷裂。
晚近的都市論述也聚焦在後現代都市，其在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下呈現的影像變幻。埃及都市發展學者維薩拉‧法米 (Wael Salah Fahmi) 在「畫素都市」(City of Pixels) 一文中回到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提出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的浪人視角，但在後現代都市這個浪人變成觀察柏油路的人，其亦被全球化的現象所包圍，包括一切商品化的戀物癖與消費主義的美學。和十九世紀的浪人不同的是，後現代的浪人無法置身事外了，因為距離已然消失。接著這個後現代浪人也讓我們發現，步行是不可能的，因為戶外空間幾乎都是為了車行，完全不受保護的行人則在汽車叢林中幾盡抓狂。人們對汽車的過度仰賴，使都市空間經驗簡化為像看電影般的畫面飛逝，多層的高架道路與霓紅燈成了畫面中迅速閃過的場景；公園、綠地、廣場和住宅反而成了配角，成了以高速公路為主的都市中不甚重要的附加物。
個人經驗和都市的關係斷裂
 | 沒有高架橋的阻礙，人們可自由行走於巴爾波亞博物館區附近的花園。 Photo credit：Kansas Sebastian via Flickr |
後現代的「汽車都市」以行車交通為主的發展思維，使得人和街道、綠地及鄰里等環境的親密性被切斷。人被送進室內空間 (如大型購物中心)，戶外空間則完全以交通樞紐與流量的考量而構成，一天中數小時駕駛汽車的生活，使得民眾對都市的理解是在時間被壓縮下的視覺變換，而這就是為何到現在全球的環保人士和有良心的都市規劃專業者，還在繼續對抗更多的道路興建─因為規劃者已經墮落到想不到汽車交通以外的規劃原則。
在加州聖地牙哥的巴爾波亞博物館區 (Balboa Park) 是1915年世界博覽會的場地，有十五個博物館與三個劇場，但因週邊交通擁擠，當地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蓋一條高架道路以疏散交通。這個方案對當地環保人士與致力保存歷史地標的團體而言簡直是場噩夢，工程除了要挖掘大量土方還要砍樹，造價不但昂貴且造成歷史建築景觀的嚴重破壞，而行人的空間則遭到進一步的排擠，要走到這個「高價」道路下的花園，得繞道而行。聖地牙哥的挽救文化遺產組織 (Save Our Heritage Organization, SOHO) 與鄰里歷史保存聯盟 (Neighborhood Historic Preservation Coalition) 等團體，正以有限的人力在各個公聽會與政府決策單位攻防，和其他許多案例一樣，這也是一場硬仗。
挾著效率至上而規劃的道路興建是當今世界不需要的戰爭，更是很沒品味的事情，因為環境與歷史維護者都還談不到專業，都還只是在一一揭露開發者的謊言。就如鄰里歷史保存聯盟主席丹‧索德柏格 (Dan Soderberg) 所言，只有不斷表達反對意見，才能阻止滿足個人品味的私慾，並反抗執行以歷史為代價的破壞性計劃。
「汽車都市」是現代化的夢靨，但從都市治理的進步水平與思維看來，何時才能從這種夢靨中醒來，似乎還很遙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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